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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世纪初，契丹在南下河北时，其行军方向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。首先，回答这一问题需明确，契丹南下之初，其骑兵战术以骑射和冲击为主，这种传统的游牧骑兵打法在面对沙陀骑兵时，未能及时调整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。随着南下深入，尤其是太宗时期，契丹逐渐积累了与中原王朝作战的宝贵经验，骑兵战术变得更加灵活多样，能结合敌情做出有效应对，正因如此，契丹在援助石敬瑭时能够迅速取得战果。燕云十六州被纳入契丹版图后，契丹获得大量汉军兵力，传统中原军事理念和战术开始在契丹军中逐步渗透，极大丰富了其作战手段。
会同年间的南下战役中，契丹骑兵开始借鉴并灵活运用中原的突阵、包抄等战术手段，最终在与后晋的战争中赢得重要胜利，标志着契丹骑兵战术的一次重大革新。契丹步兵在最初南下时，由于缺乏先进的攻城武器，通常依靠挖掘地道等方法实现攻城。随着汉军的融入，契丹逐渐掌握制造和使用攻城器械的技巧，攀爬城墙成为步兵攻城的主要手段。同时，步骑配合的战术开始在野战中逐渐成熟，提升了整体战斗力。
展开剩余82%不过，契丹作为游牧民族，其骑兵始终是南下作战的主力军。在尚未控制汉地之前，契丹军队的粮草供应主要依靠自带的羊马和牲畜。随着燕云十六州的获得，契丹农业开始发展，这为后续的粮草后勤保障制度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。到了景宗时期，契丹的军需补给逐渐由原先的羊马转变为以谷物为主，体现了契丹后勤体系的显著进步。在武器装备方面，南下的普通士兵始终需自备武器，但扈从军和专业部队，特别是在太宗时期随同汉军，开始由官方统一配发装备。战马供应方面，无法自备或因战争损耗的马匹均由契丹官方负责补给。
契丹军事战术的中原化及后勤制度的完善，为其南下战役的成功奠定了基础。然而，契丹战术意识整体仍较为保守，面对不断变化的中原军阵和战场环境，太宗之后的契丹军队未能及时调整战术策略，这导致圣宗时期的南下战局陷入长期僵持，未能实现如后世金、元朝那样的中原入主。
在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前，契丹曾13次南下河北，多为掠夺性袭扰。详细记载且行军路线较为明确的南下战役仅有四次。尽管这四次的具体南下方向各有差异，但穿过幽州后，契丹军队的行军路线却基本趋同。其一，神册二年，契丹军队入居庸关。居庸关自古以来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民族南下的战略要地，“居庸一倾，则自关以南，皆为战场”。会同元年前，契丹两次选择居庸关作为南下通道。神册二年（917）二月，晋新州裨将卢文进杀节度使李存矩降契丹。三月初二，晋节度使周德威在居庸关西部迎战，契丹大败。夺取新州（今河北涿鹿）后，契丹沿居庸关向南，先后东出关略燕州、赵州。八月，晋王李存勖派李嗣源等援幽州，契丹军因兵力不足被迫撤退。
契丹撤退后，居庸关重新落入晋王控制。至神册六年（921），契丹再次南下，重占居庸关。该年二月，河北镇州大将张文礼杀镇帅王镕，引发晋王李存勖八月出兵讨伐。张文礼借助新州防御使王郁求援契丹，契丹军队得以重新掌控新州。十月二十四日，契丹太祖率大军进入居庸关，之后经幽州（今北京）攻占涿州（今河北涿县）。幽州通往涿州必经良乡（今北京房山），攻克涿州后，契丹军继续挺进易州和定州。包围定州时，契丹军持续南进。
天赞元年（922）正月十三日，晋军逼近新城南部，契丹前锋宿新乐（今河北新乐）渡过沙河时遭遇唐军袭击。由于沙河桥狭窄且冰层薄弱，契丹陷入困境，许多士兵溺亡。当晚，晋军驻扎新乐，契丹败兵退守望都（今河北望都）。契丹南下路线大致为居庸关-幽州-良乡-涿州-满城-望都-定州-新乐。
其二，天赞二年（923）契丹攻占平州（今河北卢龙）。平州被占后，四月派兵南下“既克平州，进军燕、赵”。契丹南下多从平州西进。卢文进作为“卢龙节度使”，曾多次率奚骑骚扰边境。天显元年（926）十月，卢文进投降后唐，平州再度失守。至天显三年（928），契丹重新攻克平州，随后派兵援助定州，行军路线推测沿满城-望都-新乐一线。
天显三年四月，王晏球率军迎战契丹援军于唐河北，先后大破契丹骑兵，斩杀两千余人，缴获千匹战马。平州长期由契丹控制，契丹从平州出发向西南方向广泛袭扰卢龙诸州，幽州城外布满契丹骑兵。契丹军队从涿州运粮入幽州时，多在阎沟伏兵掠夺。为保护粮道，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加强防御，筑城于阎沟（良乡县），使粮运稍有通畅，并在州东北百余里设三河县城以通蓟州。赵德钧多次击退契丹骑兵的袭扰。
赵德钧所筑防线正是契丹从平州南下的必经之路。结合天显三年契丹南下行动地点，推测其南下路线为：平州-蓟州（今天津蓟州）-三河-潞县-良乡-涿州-满城-望都-新乐。此路线与神册六年契丹自居庸关南下路线除良乡以北部分外，基本一致。
除居庸关与平州，契丹南下另一通道为古北口。有学者认为契丹在燕云十六州入辽前，主要经古北口南下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《辽史》关于契丹从古北口南下记载仅两次：一是神册六年，太祖攻幽州前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另一支契丹军队“下古北口”，并迅速分兵略占檀州、顺州、安远军、三河、良乡、望都、潞县、满城、遂城等十余城，俘掠民众。该部队主要任务是“略地俘民”，而非直接支援镇州张文礼，但也承担了侦察线路的职能。随后，太祖大军从居庸关南下。十二月二十日后，太祖军队的行动路线与古北口军队大致重合。
第二次为天赞二年（923）契丹攻占平州后，四月“大元帅率师由古北口略燕地，觌烈徇山西”，后续记载缺失。两次记录显示，契丹从古北口南下往往是在新州或平州控制权确立、渝关或居庸关道路通畅后进行。未占领两关两州时，契丹常数年未见大规模南下。可见古北口主要作为辅助通道，防止主路线被切断，确保南下战线不被孤立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契丹神册二年与六年两次自居庸关南下均与新州息息相关。新州位于居庸关北部，是山后重要军事重镇，距居庸关约130里。刘仁恭时代设立山北八军以备契丹之侵。山北八军辖地包括武、新、妫、儒四州。契丹自山北地区南下居庸关有两条路线：一是由儒州经军都山入居庸关，二是经妫州南下。新州地处四州交界，战略地位重要，历经防御州与节度州升级。契丹若欲安全南下居庸关，无论路径如何，均需先控制新州。
综上所述，10世纪初契丹南下河北主要有三条行军路线：居庸关、平州和古北口，其中前两者为主要通道。契丹能否通过居庸关与平州南下，关键在于新州与平州的控制权。古北口则多作为辅助通路，用于确保主线安全及撤退。此时期契丹南下路线在通过幽州前因方向不同而异，但过幽州后则趋于统一，展现出契丹军事战略的整体布局与灵活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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